我们也知道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反对意见。各宗教能够挑起争端和论战，产生出种种分裂效应，其动机效应很可能表现为对宗教本身的质疑。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活动，但也可以是一种退隐默思。关于宗教功能的陈述类似于一些箴言警句，为了能够在操作上有用，它们总是需要一些相反的箴言警句。
数年前，吉尔兹（Clifford Geertz）针对人类学研究中依赖经典作家的状况发出了同样的抱怨。也许是出于纯粹的偶然吧，他在一篇讨论宗教文化系统的论文中写下了自己的想法。然而，即便这种巧合纯属偶然，仍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偶然。事实上，当时的系统论几乎无力履行承诺。帕森斯（Parsons）本人已经开始引介其他的经典作家了。他试图表明，社会与个人、社会要素与动机要素、涂尔干与韦伯的区别并不那么重要；尽管这一区别在社会学领域里是理论的核心问题，但它在该领域里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性。由于帕森斯专注于历史问题，专注于个人与社会彼此分裂的范式，因此，他便力图通过揭示一般行动系统的框架来寻求一个解决办法，而这一框架给个人系统、社会系统以及其他系统分派了适当的位置。为此，帕森斯不得不付出可以预见的代价。他必须把他的各种普泛化概念归并为一种纯粹分析性的框架，而这一框架又必须以对行动概念诸要素的分析为基础。不唯如此，为了平衡普泛化（generalization），他还需要运用一种再特殊化（respecification）的方法。于是，他就决定采用交叉列表的方法，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。